他曾表示,对个人能够更直接地掌控自己的医疗健康感到印象深刻;前国务卿、Theranos董事会成员乔治·舒尔茨甚至告诉拉戈,霍尔姆斯是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或比尔·盖茨。

到了2014年,霍尔姆斯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女性亿万富翁。那个年代,科技行业的成功故事层出不穷——iPhone、特斯拉、Airbnb、Twitter。我当时是《WIRED》的编辑,Theranos的形象非常符合《WIRED》的风格。它似乎证明了硅谷的创新方法可以应用到包括医疗在内的各个行业。在这本首次提出“量化自我”理念的杂志上,Theranos的理念验证了个人可以通过创新技术和数据掌控自己的健康。

我的同事凯特琳·罗珀看到了Theranos和霍尔姆斯的故事,但没人确定报道的具体形式。执行编辑建议她去采访霍尔姆斯,了解情况。最终,她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长篇问答,标题为《一滴血,无限数据: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如何打造更好的血液检测》。由于印刷杂志的发布速度缓慢,这篇报道直到2014年3月才刊出。

接下来的几个月,其他媒体纷纷跟进。福布斯将霍尔姆斯推上封面,《纽约客》做了专题报道。2015年10月,《Inc.》称她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并登封面。几周后,《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卡雷鲁发表了另一篇关于Theranos的报道,标题谦逊地写着:“Theranos血液检测遇到困难。”

问题来了。

快速且准确的血液检测是假的,所谓的创新技术并不存在,主要合作伙伴沃尔格林终止了与Theranos的合作。这是一场骗局。最近上映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霍尔姆斯被监禁前的几周。

如今,几位老《WIRED》编辑聚在一起,喝上一杯,很快就会开始反思我们是否助长了科技界权力崛起中的阴暗面。似乎每个拥有千亿美元资产和政府合同的反基督者、全景监控者、机器神教徒都曾在我们杂志亮相。随着Theranos和霍尔姆斯再次成为新闻焦点,《WIRED》现任管理层也想知道我们当时的想法。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联系了凯特琳。

罗珀获得了报道许可,具体形式待定。她和我单独讨论过。“我记得和你谈话时,后来多年我一直想起的是她董事会的成员,简直疯狂。里面有军方人物和政府官员,非常奇怪,”罗珀说。“你说这很怪,令你起了疑心。”

确实如此——我们中有人察觉到一些红旗。公司没有发布任何同行评审的数据,同事们听到过无法证实的内部乱象传闻。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故事。我们只是需要想办法处理这些问题。《WIRED》过去对科学声明过于轻信,但主要报道创新和未来感十足的内容,这个故事似乎符合标准。

“回头看,这充满了戏剧性的讽刺,”罗珀说。

霍尔姆斯同意接受采访,罗珀去了硅谷的Theranos办公室。她是第二个到访的记者,见识了霍尔姆斯后来闻名的表演。“她有很多怪异之处,说话声音低沉怪异,穿着史蒂夫·乔布斯式的黑色高领毛衣,”罗珀说。“她似乎非常刻意地在塑造某种形象。”(《华尔街日报》首篇报道配了漫画插图,《WIRED》则拍了霍尔姆斯标志性造型的专业照片。)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罗珀抽了血,只是指尖轻轻一刺。“我说,‘我想看看设备,能跟踪我的血样吗?’”罗珀说。“他们说绝对不行,公司代表暗示这是出于健康安全考虑。”

霍尔姆斯带她去了帕洛阿尔托的沃尔格林药店,那是Theranos少数设点的地方。“那部分明显是作秀,”罗珀说。“从我自己的基础调查看,根本没真正启动。沃尔格林的检测亭并未投入使用。霍尔姆斯说公司计划在西南部开设更多实验室。”

罗珀的血液检测结果回来了。“他们检测的项目和我之前做的差不多,结果也吻合,”罗珀说。当时看似证实了检测的准确性。后来发现,Theranos在帕洛阿尔托办公室里有一间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除了声称的新技术实验室外。

采访结束后,罗珀回到旧金山的《WIRED》。“感觉没法写成专题,”她说。沃尔格林的项目还没真正启动,技术如何运作难以报道。回头看,最大难点是验证。罗珀和编辑们不确定那些知名投资者的资金是否能弥补缺乏科学证据的空白。

于是罗珀写成了问答形式。“更像是一个有趣的创业者故事,”她说。她问了所有尖锐问题,也得到了回答,只是后来发现全是谎言。但罗珀承认故事起点就有裂痕。“如果她不是女性,我可能不会那么有动力去报道。这是我被吸引的部分原因,”她说。“我对她的穿着和怪异感到同情,因为我能理解她在那个环境中努力证明自己的感受。”

这很容易被看作是多元、公平、包容(DEI)政策失控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应对我们报道领域和杂志内的性别歧视。霍尔姆斯的董事会成员全是非硅谷人士——这是因为风险投资者和科学家识别她为高风险,还是因为硅谷风险资本不支持女性创始人?

罗珀的问答刊出仅一个月后,哈佛商学院和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显示投资者更倾向于资助男性提出的同样项目,且外貌吸引力高的男性更受青睐。如今约75%的风险投资者是男性,十年前比例更高。研究还表明,男性投资者如果有女儿,更可能提拔女性合伙人。罗珀和《WIRED》试图逆流而上,却撞上了骗子。

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戴夫·卡普夫说:“部分原因是她是女性创始人,这本身就是个新鲜事。要是你们能比约翰·卡雷鲁更早揭露真相,那就好了。但这不是未经验证的新主张,而是公然的欺诈。”

可以想象,如果《WIRED》当时更深入、更批判,或者至少没有推波助澜,情况会怎样。“那篇报道和我们拍摄她的方式无疑助长了对她的赞誉和关注,”罗珀说。“我对此感到部分负责。”

我们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不认为《WIRED》的问答比其他杂志更轻信。即使是《WIRED》严格的事实核查流程,也不是为了揭穿欺诈。我们都被蒙蔽了;事后看红旗很容易。相信一个19岁辍学女生发现了病理学和微流控领域无人察觉的秘密,确实有些怪异,但正如卡普夫所说,体制崇尚这类特立独行者。乔布斯也是辍学生!

“如果她完成了所有研究生课程,她就不会那么容易获得资金。他们会找别人讲他们想听的故事,”卡普夫说。“我认为,推崇她的人需要给出很多解释。”

很长一段时间,《WIRED》都在推崇大创意,有时这些创意被证明是愚蠢的。我们有时太早,有时错了。大大小小的选题会议就像角斗场。后来我们制定了一些启发式规则来引入怀疑精神。建筑报道中,效果图不够,必须有开工;实物必须存在且记者能实地考察;飞行汽车必须真的能飞。新药或医疗设备报道的门槛是“三期临床试验,否则滚蛋”。

如今,每个负责任的科技记者都必须披上新盔甲,准备面对《WIRED》曾助推的未来。我们可以惊叹于机器人汽车在城市中如幽灵般驾驶,同时承认它们有时会失败,常由人远程操控,并带来监管大科技的新问题。我们可以惊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质疑开发公司的动机和行为。科技巨头的个人政治倾向也很重要,尤其当他们为某党派捐赠数亿美元时。这些责任当年属于《WIRED》,现在属于所有人。

科技行业理所当然地讨厌这些批评。偶尔有硅谷老油条听说我大半生在《WIRED》,会感叹:“那地方怎么了?我怀念过去那个乐观的《WIRED》。”

但你知道吗,在刊登霍尔姆斯问答的同一期杂志里,我们另一位同事比尔·瓦西克写了一篇名为《硅谷的混蛋问题》的评论。瓦西克现为《纽约时报》科学编辑,当时他警告说,为了利润而冷酷无情的行为将毁掉科技的神话地位。彼得·蒂尔的分裂思想和依赖监控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可能引发反弹,最终把一切烧毁。硅谷和它的玩具,最终会成为“笑柄——一个没人再相信的未来幻觉。”

科学与科技新闻报道必须超越投资者和回报。未来太重要,风险太大。举个例子:约瑟夫·拉戈报道霍尔姆斯和Theranos时,他也被刺了一下手指。拉戈写道,他的血液检测结果“在我离开门口时就出来了”,“(呼:一切正常。)”四年后,34岁的拉戈孤独死在纽约公寓。

城市验尸官称死因是结节病,这是一种罕见且难诊断的炎症疾病,通常通过排除法确诊。拉戈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其症状包括维生素D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水平升高。也许一份诚实的血液检测本可以发现它。

更新:2026年10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10,《WIRED》更新了文章,修正了凯特琳·罗珀目前在《纽约时报》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