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股价在周二下跌了5.47%,继周一下跌4%后,两天内累计跌幅约为9.5%,尽管公司并未发布重大消息。据报道,CEO黄仁勋承认与Alice Huang有婚外情,而美国情报机构怀疑Alice Huang为中国间谍。事态的最大进展是董事会聘请了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进行内部调查。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甚至连研究董事会如何应对危机的专家们也只能猜测。科罗拉多大学的安·利普顿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托德·亨德森教授表示,针对涉及疑似“诱饵”事件的CEO,几乎没有先例可循。虽然他们对调查应关注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都在关注事态如何发展。

利普顿教授指出,过去确实有婚外情和性骚扰案件,但她不清楚有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类似案例。亨德森教授强调,关键在于黄仁勋知道了什么以及何时知道,尤其是Alice Huang是否从他那里获得了机密信息(如英伟达的芯片设计或制造秘密),这对司法部至关重要,而普通的公司信息则不算。

利普顿认为,英伟达独立董事领导的调查及其外聘律师是目前事件中最“标准”的做法。她还指出,调查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董事会的意愿,这也是常见情况。亨德森补充说,负责调查的华盛顿律师事务所“知道谁付账单”,但他并未暗示此事中存在利益冲突。

利普顿认为调查应聚焦三方面:是否违法、黄仁勋是否违反公司内部政策,以及董事会是否被误导,包括他何时告知董事会。值得注意的是,据《连线》报道,黄仁勋早在一年前就聘请了专门处理性丑闻的公关危机公司,虽然这可能仅针对婚外情本身。尚不清楚他何时得知Alice Huang被怀疑为间谍。董事会在周日声明中表示,英伟达“没有理由相信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遭到泄露”。

亨德森强调黄仁勋的知情时间点的重要性。他设想了两种情形:一种是黄仁勋因婚外情感到尴尬而聘请公关公司,但不知道对方身份;另一种是他知道对方是疑似中国间谍。他认为两者差别巨大,“如果我是董事会成员,且公司拥有极其敏感技术,CEO处于这种情况而未告知我,我会非常愤怒。”他还表示,不告诉董事会自己患癌或与中国间谍有染,“在我看来都是可被解雇的行为”。

利普顿预计将出现股东诉讼,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证券欺诈诉讼,针对虚假陈述。正如我们昨天报道,英伟达已面临一项集体诉讼,指控公司及黄仁勋隐瞒了与Alice Huang的关系,同时称与她前雇主的往来正常。利普顿说:“你可以和中国间谍有多少婚外情,但不能在联邦证券法下撒谎。”

另一种是特拉华州法律下的管理不善诉讼,这种诉讼难度较大。员工经常做出愚蠢或鲁莽行为,法院不会允许股东每次都起诉。股东若代表公司提起此类诉讼,必须先证明董事会无力处理问题,通常需证明董事涉案或对CEO过于依赖,无法独立行事。

英伟达由10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以对黄仁勋的忠诚和尊重著称,正如《纽约时报》周二早间报道所述。然而,独立董事宣布的外部调查使得这种忠诚变得复杂。利普顿举例说,几年前麦当劳因高管性骚扰和CEO与下属关系而引发诉讼,法院最终认为董事会有能力自行处理不当行为。

即使此事未威胁黄仁勋的职位,也暴露了其他治理问题。英伟达实行扁平化管理,黄仁勋直接管理60多名下属,公司似乎没有继任计划,利普顿称这是“任何公司都面临的风险”。

黄仁勋的子女也在英伟达工作:儿子Spencer是产品管理总监,女儿Madison是高级产品营销总监,女婿Nico Caprez负责业务发展。一些员工认为他在培养继任者。上月彭博社问及Madison是否可能接替CEO时,黄仁勋并未否认,但表示不希望她承担这份工作。

利普顿称雇佣亲属是糟糕的企业治理,尽管创始人长期以来都这么做(她提到Kimbal Musk因是Elon Musk兄弟而在特斯拉董事会任职)。董事应只为股东利益行事,但只要公司表现良好,创始人通常享有更大自由度。

亨德森自称是反对裙带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他分享说父亲在Westinghouse核研究实验室工作时,严禁雇佣员工子女。他认为黄仁勋子女在英伟达工作“没问题”,但“让其中一个孩子接替他”在如此大型上市公司中“显得荒谬”。

从治理角度看,英伟达没有双重股权结构可能是其优势。黄仁勋持股约3.6%,不掌控投票权,这使他“更容易被罢免”,利普顿说,尽管他在公司中影响深远。

两位教授都明确表示,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黄仁勋。事实是,如果黄仁勋拥有投票控制权,董事会的灵活性将更低;没有投票控制权,董事会则拥有更多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