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ger 和 Willdorf 对人工智能持有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Willdorf 表示:“这是我们这一代最具塑造力的技术,它已经到来。如果你选择置身事外,那是在亏待自己。”

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共鸣。自成立之初,他们的活动就供不应求。第二次晚宴甚至被《纽约时报》报道,数百名女性主动联系希望参加未来的活动。他们的 Substack 订阅人数迅速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纽约客》的作家和一个小镇市长。如今,湾区以外的女性也开始举办自己的 Aged Intelligence 聚会。

他们不仅传播理念,也身体力行,尤其是在兼顾孩子上大学、照顾年迈父母以及日益繁忙的事业时。Berger 说:“中年期的认知和情感负担非常沉重,我们需要助手。实际上,我们需要国民警卫队,但在此期间,AI 会帮上忙。”

以下采访经过编辑和简化以便更清晰表达。

Zoë Schiffer:Aged Intelligence Society 是如何开始的?

Shoshana Berger:Nina 和我都是从杂志编辑转型过来的。我们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聊起了 Claude——我们新认识的法国“爱人”。其他女性听得一头雾水,显然不在同一频道。那时我说:“Nina,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商机,因为所有这些女性都需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Nina Willdorf:第一次活动前我们非常紧张……

Berger:我们不得不服用贝塔阻滞剂和印度人参,因为我们想,等等,我们邀请了这么多成功且聪明的女性,而我们自己并非 AI 专家。但我们像记者一样,测试工具,而很多女性似乎并没有这样做。

女性有无数理由退出这场对话,但我们说:“不,不,不,如果你想在职场保持竞争力,不能退出这场对话。你必须掌握这门语言。”

Willdorf:我们并非盲目支持 AI 的一切,但我们坚信参与其中非常重要。

你们如何为参加者设定活动期望?

Berger:每场聚会都有参与规则。比如,我们设有“意识形态停车场”,如果你想谈论 AI 会毁掉一切,这里不是合适的地方。我们也害怕 AI,觉得它对创意工作者来说有威胁,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掌握技能、尝试工具、减轻行政负担。

Willdorf:当然,还有享受美味奶酪和美酒。

Berger:每个人都带着笔记本电脑和一个“中年难题”来,我们称之为“中年困境”。我们花15分钟进行“图书馆时间”,大家打开电脑,解决自己的问题。Nina 和我会在场上帮助大家:“你可以试试这个工具,换个大语言模型。你的提示词不够精准,答案不理想,我们来调整。”

Willdorf:有时有人说:“我不想让 AI 替我写东西。”我们会说:“没问题,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帮你。”

你们的活动一直有等待名单,如何决定谁能参加?

Willdorf:我们发现最佳人数是8到12人。人数多了会有些混乱。最棒的活动是各种背景的人混合在一起,比如非营利、设计、全职妈妈、CEO、慈善工作者。

大多数人很难立刻发现生活中适合用 AI 解决的问题,你们如何帮助他们?

Berger:我们主要展示 AI 如何切实帮助缓解中年负担。我们常被称为“三明治一代”,但我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听起来像夹在两片面包之间无味的番茄。实际上,我们要照顾需要帮助的父母和可能刚起步或尚未独立的孩子。

有位女性带着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来参加活动,她想知道母亲是否符合长期护理保险资格。保险公司寄来300页材料,谁能看得完?这就是保险公司阻止你使用保险的手段。她把材料输入 AI,AI 回答说母亲符合资格,并愿意帮她写信给保险公司争取权益。

我刚做顾问时,典型女性思维让我报价过低。我把提案给 Claude,让它帮我完善。它告诉我收费太低,建议我至少翻倍。我深吸一口气,照做了,客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很多人远离 AI 是因为觉得它不靠谱,但你们强调的是用 AI 完成有经济价值的任务。

Berger:经济价值非常关键,女性长期被限制在家庭劳动中,因为市场不认可她们的经济价值。Aged Intelligence Society 的理念是,谁最需要优化时间?当然是女性。

某种程度上,AI 就像新型洗衣机,帮女性节省大量时间,通过自动化减轻负担。

我们把目标群体锁定在40岁以上女性,因为她们的需求和产品匹配度最高。她们经过多年历练,品味挑剔,能提出尖锐问题,有很强的识别能力,不会轻易接受第一个答案,而是不断追问和优化。

我们觉得这款工具更适合有一定智慧和经验积累的人,不太适合年轻人,或者还没经历过生活磨砺、学会提问的人。